中国学前教育行业研究报告（四）-学前教育行业盘点

休斯敦

学前教育行业盘点
2019 preschool education industry review
在2018年学前新规颁布后，学前教育在2019年进入震荡期。从幼儿园普惠化到托育元年，从股价跌跌不休到回归主业低价抛售幼教资产，从幼教集团到学前教育服务平台，学前教育行业的变化在这一年间从未停止。
正当学前教育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努力实现全国性目标的达成之时，新冠肺炎疫情的快速蔓延打乱了所有行业的发展节奏，普惠模式下原本盈利空间就已经有限，而刚刚兴起的托育更是尚未盈利。原本就已处在阵痛期的学前教育行业在2020年开始的时候就面临了再一次洗牌。
“普惠”是学前教育未来一段时间的核心
从分类管理到学前新规，学前教育既是行业话题也是民生问题，“普惠”是必然，模式可多元
从新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开始，民办教育正式步入分类管理的阶段。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选择直接决定了民办教育行业开始通过企业的实际经营模式进行管理，从政策层面希望切断既享受国家及地方财政补贴的优惠，又以谋取高利润为目标的教育企业。因此可以看到在学前新规中，依然延续了这样的分类，从本质上而言仍然是延续了新民促法的管理思路。
与此同时，学前新规中明确提出了普惠园占比80%的要求。其中，普惠性幼儿园的概念中包含所有公办幼儿园和普惠性的民办幼儿园。而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与非普惠性幼儿园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儿童的入园价格是否接受国家调控。可以说普惠性民办幼儿园是除公立幼儿园之外，国家希望从社会资本层面取得补充用于解决“入园难，入园贵”问题。因此，从本质上而言，普惠性幼儿园的提出是通过降低家庭照护适龄儿童的成本，从而促进我国新生儿规模的一项民生措施。
所以，从我国人口规模发展的预期来看，短期内促进生育的方向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学前教育普惠化也将长期维持。普惠性的方向同样从幼儿园向前延伸至托育领域，可以看到国家层面及很多地方政府发布的政策中，虽然没有强制要求托育机构必须普惠化，但是针对普惠性的供给获得更多的支持和鼓励是引导市场进行普惠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在主要讨论的学前教育行业中，目前只有早教机构是较少提及普惠性供给的一个领域。因此无论是单体的幼儿园或托育，还是连锁化经营的全国性企业，都需要认真考虑普惠化在市场中的份额及权重，特别是幼儿园需要将原有的模式打破，针对普惠化的思路和要求重新构建相应的财务及商业模型。
2019年，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全部转为普惠性幼儿园，意味着配套幼儿园只有转为公办幼儿园或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两种方式可供选择。而在移交和改革的过程中，部分地区没有考虑到配套幼儿园举办者的长期投入，特别是刚刚投入运营不久的幼儿园的前期投入，导致在这些地区的举办者不仅遭受经济损失，同时办学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这之中，固然有当地政策没有考虑到每一个幼儿园的特征，将“一园一案”真正落实到位的原因，但同样也为不少幼儿园举办者提了醒。在选择建园地点的过程中，不仅仅要考虑地点的面积、设施设备、周围居民密集程度等，同样也应该注意到用地的合理合规性，“约定俗成”不代表合规，当法律法规来临，损失无法弥补。提高合规意识，合规经营，既能保证业务的稳定性，也能在关键的时候尽可能降低对自身的损害。
在幼儿园举办的过程中，通常有3种常用的分类方法，每种分类方法将对应于不同的要求和目标，幼儿园办学者需要明确相应的要求。
幼儿园普惠性分类


第三方服务平台或将有新机遇
学前教育行业进一步整合，第三方专业服务平台从实体中剥离，促进行业产业链重构
学前新规颁布后，除了最早开始进行整改的城镇小区配套幼儿园之外，大型连锁的幼教集团，特别是已经上市或筹备上市的企业，同样也面临着业务合规的问题。从产业的角度而言，学前新规的重点之一是遏制学前教育举办者过度逐利的问题。过度逐利问题的背后是部分幼儿园办学者在收取的学费中叠加过多的非必要服务，从而推高了学费的水平。从这个方向来看，当学前教育行业整体要朝向普惠化发展的条件下，内容和服务的“减重”是一定会发生的。“减重”的方式会出现比较多的形式。学前新规发布后，以包含幼教资产为主要业务构成的上市公司迅速展开调整，大多数公司的选择是成为幼儿园教育的服务平台。如上所述，普惠化下的幼儿园需要的课程更多是符合儿童发展，但是价格又不是特别离谱的内容，另外在价格降低的条件下，提升一个园所的人效、坪效、运营效率都是能够让园所更好发展的关键因素。作为选择了市场中相对优质的品牌作为上市公司资产的学前教育企业而言，可以将自身的教研优势和运营经验作为服务内容提供给普惠性幼儿园，通过规模化效应既让更多的园所有优质的内容，又能平衡投入研发带来的成本压力。因此以内容和服务输出为主要内容的第三方平台或将有机会给市场格局带来变化。
另外，园所内容和服务的减重会带来部分儿童和家长的个性化和特长培养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这种情况下，必然需要寻求外部资源予以满足。这也将催生一部分市场，市场的机构比较多元，园中园、早教机构+幼儿园、放学三点半等都可以作为新的业务方向考虑。但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哪种业务的开展，都要建立在合规的前提下，所以新业务需要跟当地主管部门进一步沟通明确。
除了上述针对于幼儿园内容和服务产生的专业化平台之外，在幼儿园的经营和管理过程中也有很多值得提升和探索的空间。通过信息化、数字化手段，提升幼儿园所的经营效率，增强与家长之间的沟通都是已经出具规模的市场。未来针对幼儿园所经营过程中的餐饮、电子化设备、安保服务等或许都将成为第三方服务平台整合的关键内容。
由此不难看到，在普惠化的改革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学前教育行业整体开始出现一定的分工和产业链条的雏形，相比于原有集合了所有功能的幼儿园经营而言，未来的学前教育领域会出现更多的专业化分工，完善学前教育各个环节的专业化程度，通过平台化的整合重构新的商业模式。


频繁跑路暴露行业问题
2019年学前教育机构跑路频繁见诸媒体，虽然有外部资金环境趋紧的因素，但是，对于以现金流良好为特点的教育行业而言，确实暴露出一定的问题。教育行业普遍存在的预收款机制在定价合理的情况下是可以满足后续传递服务的成本，从而实现盈利的。但是对于2019年才开始的托育行业，大多数机构仍处于爬坡期，现金流压力不小。另外不少的早教和/托育机构扩张速度过快，导致原有店铺产生的现金都投入到了新店扩张之中，而新店未能实现良好的现金流模型，从而产生现金压力。在压力过大的情况下，机构亏损导致关店跑路的结果，并且对于家长的信任造成了更大的打击，不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
2019年爆雷的机构中不乏运营多年的企业，显示出对于发展了多年的学前教育而言，现金流和财务管理的能力实际上是有所欠缺的。特别是对于预收款的使用和风险预警的概念比较模糊，从而在出现退费等情况时变成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学前教育企业的办学者亟待补上关于现金流管理的关键一课。
学前教育资产上市一轮游
从2015年到2019年，幼教资产完成了从上市到退市，从香饽饽到烫手山芋的变化，曾经的风光不再
学前新规的发布无疑给了许多上市公司“当头一棒”，曾经的香饽饽变得烫手起来，不少公司谋求转型。2019年年初，红黄蓝更名“GEH Education”为了更好反映多品牌的平台属性以及在各个领域和地区的产品和服务内容。而同时“RYB Education”则更多聚焦在幼儿园、亲子园等产品和服务上。红黄蓝旗下品牌也开始在各类展览中出现，儿童运动品牌卡乐咪SGT联盟、托育品牌稚梦婴幼学苑、美术教育品牌未来美院、STEAM英语品牌KK英语、思维教育品牌睿乐等。从品牌的定位就不难看出，针对目前儿童教育的多种品类，红黄蓝均有专门的品牌与之对应，而红黄蓝的品牌逐渐弱化，通过特色课程输出的方式逐渐布局国内幼儿园市场转型服务和内容提供商。与更名同时，红黄蓝以1.25亿元收购新加坡的幼儿教育集团70%的股份。可以看到在国内强监管的环境下，红黄蓝目前更多的寄希望于从海外市场谋求发展空间，对冲由国内市场政策风险带来的影响。
威创股份在学前新规出台之后也进入到调整期。2019年6月 ，威创股份引入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战略投资，投资金额约为4.8亿元，持有威创股份约23.21%的股权。根据披露的框架协议，威创股份和科学城将积极探索，在区域政府教育服务采购、儿童成长产业孵化等方面展开创新合作，提供高质量、高水平的儿童教育文化服务。科学城（广州）投资集团系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100%持股公司。威创股份引入政府战略投资也表明为适应《意见》的具体要求，逐渐向内容服务输出转型，并且通过政府的战略投资，提前布局粤港澳大湾区幼教生态，把握区域发展优势。
与红黄蓝不同的是，威创股份的幼儿内容生态既有自有品牌，同时也有对外投资，而且品牌形式也不局限于线下幼儿园模式，在线数学思维品牌小鳄鱼课堂等都是直接针对儿童的线上课程。此外，由于科学城的引入，双方还将在大湾区探索国际学校内容，因此布局像alt school等国际教育品牌。可以看到威创股份在幼教领域的目标或许是线上线下，ToB/ToC“通吃”。2020年3月23日，威创股份发布公告，披露公司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进展。根据公告，威创股份控股股东威创投资及其一致行动股东何小远、何泳渝与北京国信中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签署《框架协议》，国信中数拟通过受让方受让威创投资、何小远及何泳渝合计持有的公司2.20亿股股份，约占公司已发行股份的24.22%。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发生变更。与此同时对收购幼教业务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导致2019年归母净利润由原先的盈利0.79亿-1.58亿元修正为亏损11亿-14亿元，或为新股东扫清障碍，便于后期提升业绩。
A股另一个幼教概念股秀强股份则是选择了与其他两家完全不同的转型。6月13日，秀强股份发布公告，出于对幼教产业未来经营情况的不确定，由秀强股份第一大股东新星投资作价2.8亿元收购秀强股份旗下全部幼教资产。自2015年从玻璃加工跨界教育开始，短短4年便结束了在教育领域的投资故事。秀强股份这一举动算是“弃车保帅”，在幼教资产行业未来发展规划尚不明朗的情况下，优先保证上市主体的经营，由股东承接政策风险带来的影响。兜兜转转幼教资产回归到2015年前开始的模样，并且短期内与资本市场再无关联，或许是沉淀发展的好时期。
疫情影响下市场加速出清
托育元年刚开始就面临破产，幼儿园开学日期迟迟未定，疫情过后，市场淘汰机制或才刚刚开始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对绝大多数行业都是一次生死考验，随着国内疫情逐渐得到控制，各行各业陆续复工复产，不少地区和学校也已经组织最重要的初三和高三学生陆续返校上课。然而学前教育的复课时间必然排在学历教育之后。疫情虽然可能结束，但是学前教育行业的“开学”仍然需要等待。在等待的过程中，许多学前教育企业可能已经无法坚持。在疫情期间，学前教育机构有机会可以与老师和房东协商，通过适当降低工资的标准，暂缓房租的缴纳等方式，尽可能降低成本的支出。但是开园之后，园区正常经营、老师正常上班，甚至因疫情带来对卫生的投入还会增加，硬性成本比疫情之前“只多不少”。根据目前国内疫情防控的特点，预计学前教育的复工复产预计在5、6月之后，叠加家长们的观察期，时间自然而然进入到7-8月。行业自身的周期性是身处其中每个企业不得不面临的实际情况。因此生源的回流、满员率的提升这些直接影响机构“开源”的因素可以预见的需要等到9-11月才会真正好转，现金流的补充那时可能才真正到位。
企业在应对疫情方面仍然有很多的操作空间。在内容方面，线上化尝试可以作为选择之一。最常见的在线产品就是通过将线下成熟的体系和内容，在线上针对性的设计适合家长学习和应用的课程，满足在家进行科学育儿的家长需求。在疫情期间，不少机构先通过与直播平台联合提供公益课堂、育儿讲座等多种形式的内容，聚合了潜在的目标人群，在线产品方面通过进一步的裂变和转化实现了比较快的增长。业务创新除了在线化之外，也有可以探索的特殊情景下的服务形式，例如托育行业尝试到家带娃服务等。
此外，积极寻求外部支持也是重要的尝试途径。首先是关于房租的部分，可以通过与房东协商或与当地监管部门协商出具相关证明的方式，触发合同条款中的可以延期或暂缓缴纳房租的方式降低疫情期间的成本支出。善用金融工具并且积极寻求专业机构进行金融创新也是可以尝试的途径。由于学前教育机构多为租赁用地，早期投入多转化为场地装修等内容，缺乏实际的抵押担保资产，取得抵押贷款的概率几乎为零。对于实现盈利并且财务管理规范的学前教育机构，可以尝试向银行申请信用贷款和税收贷款等形式取得一部分的现金流入，渡过危机。
学前教育行业机遇
尚未满足的市场需求与短期行业调整降低的供给水平，是优质教育企业整合市场的机会
虽然在未来的5年内，0-6岁儿童的整体规模会有所下降，但是依然是约亿级的规模。而中国幼儿园的入园率目标水平是85%左右，儿童入托率是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水平，因此无论是从地区还是行业的角度来看学前教育的市场需求仍然长期存在。
而随着学前教育改革的推进，不少资质不合格、不能合规经营、经营状况不理想的企业在政策环境和疫情的作用下退出市场，原有的市场份额和机会将再次释放。与此同时，在企业退出的过程中，在学前教育行业有经验的人员也重新流入市场，为市场整合提供了一定的人力供给条件。
对于目前经营良好的企业而言，短期目标在于坚持现有的规模不变，充分寻求内外部支持取得留下来的资格。在市场回暖之后，通过积蓄的资源，可以快速展开整合市场需求，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
学前教育行业震荡叠加疫情带来的线上化冲击，新型业务模式和商业模型有待探索
从托育/早教到幼儿园，2020年疫情的出现，给了不少办学者尝试线上化业态的决心。不少企业都从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无论是线上的讲座分享巩固客源，还是趁势推出线上化课程供家长学习与儿童更加紧密的互动，线上化在学前教育行业的渗透率在不断提高。
自2018年以来的普惠化改革也拉开学前教育行业细化分工和多元模式探索的过程。从内容一体化平台、第三方服务平台，到幼托一体化、幼儿园早教一体化，市场环境和政策监管正在逐渐推动学前教育行业探索更加优质的商业模型和财务模型。
如果有办学者能够在政策的大方向指导意见下，通过创新的商业形态和模式取得市场的认可，或将在市场中取得先发优势，有机会收获更多的市场空间。但值得注意的是，学前教育行业是以地域为依托非常分散的行业，同一套内容在各地可能会遇到 不同的监管环境，需要办学者针对各地的实际情况选择最佳的模式和形态。
托育元年叠加内陆地区的市场空间尚未释放，学前教育行业发展仍有巨大空间
2019年是托育行业的元年，正如前文所述，中国儿童的入托水平相较于其他国家而言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目前国内的托育行业集中在北京、长三角和珠三角等经济相对发达、人口相对密集的省份。随着内陆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教育意识的不断提升，内陆地区的托育需求也将逐步释放，由此所带来托育市场的增量空间是十分可观的。
在学前新规的意见出台之时，城镇内幼儿园的改革是进程相对较快的地区，而在深化改革的任务中，农村地区同样是普及学前教育的重要区域。农村地区是达成85%入园率的关键地区，有需求就有供给，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带动学前教育的普及，因此也存在可以尝试的机会。
整体而言，学前教育行业还有很大提升的空间，随着人才和政策支持不断进入市场加以引导，期待更多优秀的企业和个人投入到学前教育行业的建设中来，为儿童提供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

学前教育行业挑战
疫情带来的影响持续增加，学前教育行业面临短期的政策风险和市场风险
2020年对于大多数学前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和企业而言应该是非常艰难的一年，无论是托育/早教还是幼儿园，复工复课是十分漫长的等待过程，特别是在一些海关地区，随着海外疫情的加剧，政策层面的管控还不能放松的情况下，大多数教育机构需要持续不断的支出成本却没有收入流入。不少办学者需要拿出自身的资金和资产以维持机构的正常运营，短期资金压力非常大。此外，复工复课之后，学生的回流和老师的配备也存在一定的调整周期。一方面是原有的学前教育儿童可能直接进入下一阶段，不少机构需要重新进行学员的招生和宣传。为保证机构能够顺利生存下来，不少企业选择了尽量保留核心团队，老师和其他工作人员则选择了遣散或辞退。复工复课后，随着学生逐渐返回学校，相应的老师水平也需要逐步回归到正常阶段，此时机构和企业或许面临师资培训的周期，需要提前规划。这些因素都考验机构办学者对于手中的现金和短期内园所复工预期的规划能力。
大力推进普惠化带来的收入下降和盈利能力不足，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自学前教育普惠化改革开始之后，学前教育机构特别是幼儿园的收入水平快速下降，由此带来的是大多数普惠性的机构只能实现少利或者微利，即机构虽然不会跑路或倒下，但是也无法赚取更多的收益。一方面，没有直接收益的驱动，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积极性相对较弱，若碰到类似新冠疫情等突发的社会危机的时候，没有盈利积累的机构很容易出现经营困难甚至是不得不停业以待恢复。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性很难有本质的提升。
另一方面，面对相对较低的盈利水平以及收入水平，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会将平衡收入和成本放在第一要素，相应的儿童内容及服务成为次要考虑因素。这种情况下，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可以满足基础的儿童需求，更高的内容和服务实现难度较大，后续如何发展也是影响社会力量参与积极性的重要因素。
大力推进普惠化带来的收入下降和盈利能力不足，社会力量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无论是2019年的托育元年，还是2020年疫情带来的业务突变，学前教育行业需要进行业务的创新和升级，同时也能看到，不少学前教育行业的办学者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试错是需要时间的，对于幼儿园和早教机构来说，在现有基础上提升人效和坪效是核心问题。但这个过程中没有太多可以参考的模式，需要每一个市场参与者不断试错，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才会形成相对完整并且合适的模型，而这个过程需要原有的业务持续稳定的进行从而保证资金投入不会对企业产生过大压力。
另一方面，托育等服务内容在国内的认知程度还远远不及幼儿园等多年发展的行业，因此需要对市场进行培育，特别是目前相对没有太多基础但是有增长空间和潜力的省份和地区。所以时间仍然是很重要的影响因素，顺利度过，企业或许会有很好的发展，但是倒在黎明前的企业也不在少数，需要全行业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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